作者為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教授
日本共同社在本月7日的一則報導，內容有關日本政府曾被諮詢是否加入美國、英國等嚴厲批評中國在香港建立國家安全法律制度的聯合聲明，而日本政府表示拒絕。在這則新聞報導之後，引發許多的爭議與討論。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也是日本政府的官方發言人，8日在記者會上回答日本媒體記者的詢問時，對上述新聞報導內容予以否認，且重申，當中國通過香港國安法後，日本在第一時間透過他和外相茂木敏充表達深切憂慮，並召見中國駐日本大使孔鉉佑等方式，直接向中國高層和國際社會明確表達日本強烈的立場，美英等國也對日本的應對表示肯定，沒有所謂的「失望」之說。10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國會表示，日本政府將主導七大工業化國家(G7)發表關於香港問題的聲明，對「香港國安法」表達憂慮和不安。安倍首相的發言，顯然是希望可以化解外界的質疑。
然而，面對國際局勢出現愈來愈多的新聞報導，類似「美中競爭」、「新冷戰」、「戰略競爭」等內容，日本面對「印太同盟」與「中國夢」的戰略選擇，的確很難做到「八方美人」，也就是難以「面面俱到」。
日本知名學者白石隆，這位長期在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任教的學者，也長期擔任日本政府在外交、經貿與科技發展政策等領域的諮詢顧問的學者，日前在「中央公論」雜誌發表的文章，銳利且深刻地分析日本政治外交在面臨這種矛盾情境的艱難選擇。
白石隆教授在文章中以「日本在亞洲」與「德國在歐洲」來做為比較。二次大戰結束後的德國，因為戰敗的緣故，德國被分割為東德與西德，西德更成為美蘇冷戰對立的最前沿國家。西德於是採取：為確保國防安全而加入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組織；以及以強調「我們都是歐洲人」來迴避「(德國的)民族主義」，德國與法國進行和解與結盟，共同推動歐盟整合。透過「北約」與「歐盟」來作為德國經濟繁榮與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石。
當冷戰結束，德國統一之後，隨著歐盟東擴，德國已經不再是美蘇對立的最前沿國家，國防安全的壓力大幅降低。擁有強勢經濟力量的德國，被美國不斷施壓與要求應增加軍事支出費用，歐盟其他國家更強烈希望德國進一步擴大財政支出以支援限於經濟困境的歐盟會員國，這些外壓卻讓德國民眾逐漸降低對北約與歐盟的支持，因為德國民眾不願意因此而犧牲國內的經濟繁榮與社會安全。
至於在亞洲的日本，同樣也是二次大戰的戰敗國，日本國土沒有被分割佔領，日本也不是冷戰對立的最前沿國家，亞洲也沒有形成類似北約的集體安全組織，日本的國防安全主要是依賴美國提供的核武保護傘以及駐日美軍的威嚇力量；在冷戰時期的亞洲，更沒有區域性經濟整合機制。
當冷戰結束之後，亞太地區出現區域經濟整合的討論機制，再加上日本、南韓、中國沿海省份、台灣、香港以及東南亞區域已經建立了區域性跨國生產分工體制，並且帶動該區域與相關國家快速的經濟成長。
只是，隨著1997-98年亞洲金融風暴，以及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且成為「世界工廠」之後，亞太區域整合的性質出現質變，原本是「美國(加上歐盟)─日本─亞洲其他國家(包含中國)」三角貿易結構，在本世紀初期轉變成「美國(加上歐盟)─中國─亞洲其他國家(包含日本)」三角貿易結構。問題是，由於亞洲區域依舊欠缺區域性集體安全組織或相關的機制安排，經濟議題與安保課題出現緊張衝突關係。
中國雖然融入亞洲區域經濟與全球經濟整合，但是中國不在美國所領導與設計的亞太區域安全機制之內，因為美國在亞太區域建立的安保機制是以美國與個別國家，例如日本、韓國、泰國、新加坡等國，以雙邊架構為主，建構出「輻射式」(hub-and-spokes)區域性安保架構。中國不在此安保架構之內，日本成為美中對抗的最前沿國家，這才是問題之所在。
日本應該如何因應？或者亞洲國家如何因應日益增強的美中對抗局勢？這是一種選擇，也是一個不同的交易「成本─效益」選項的選擇課題。然而，正如最近爆發的「COVID-19」全球疫情，為何爆發？如何擴散？未來有何演變？甚至何時結束(或永遠無法結束)？政治領導者如何因應這種危機？面對這種「不明之未知情勢(unknown unknowns)」，政治領導者如果不小心做出錯誤的選擇，很容易導致民眾失去對政府的信心。因此，慎選政治領導人是很重要的，政治領導人的謹慎決策更是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