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加征關稅和把華為公司列入黑名單，到拿香港和新疆問題說事兒，美國對中國已經火力全開。所謂的“第一階段貿易協定”降低了關稅的直接威脅，但並未解决結構性深層次的衝突。美國深陷“中國欺騙”的說法裏，認定中國打破了自己在2001年底申請加入世貿組織所作出的依西方要求塑造形象的莊嚴承諾。

這種說法，說好聽點是毫不掩飾的幼稚，說難聽點是徹頭徹尾的編造。事實上，在中國的入世協定中沒有任何承諾改變自身體系的條款。的確，中國還沒有完全實現在世貿所作的承諾，尤其在國企補貼方面。但是，如果把這種抱怨變成激烈的道德義憤，就有可能會導致史詩級別的政策錯誤。

似曾相識

這一切讓人感到詭異的“似曾相識”。如同30年前對待日本一樣，美國現在又把自己的貿易赤字歸咎於中國。

國內儲蓄嚴重短缺的國家只能通過貿易赤字來吸引充盈的外國國家儲蓄來解决自身問題。裏根卸任時留下的財政預算赤字抑制了國內儲蓄。1980年代上半葉，美國貿易赤字堆積成山，日本占了美國商品貿易赤字的42%。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長期的貿易赤字，加之特朗普大規模減稅，如今美國國內儲蓄短缺越發嚴重。這一次，在美國對外貿易不平衡佔據最大份額的是中國——過去六年中美國貿易赤字的47%來自於對華貿易。

2019年6月29日上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日本大阪舉行會晤。

貿易協定無法解决的問題

認為這份以縮小美中雙邊貿易赤字為重點的中美貿易第一階段協定能够解决所有問題，是荒謬的想法。

2018年，美國與102個國家都有貿易赤字，其國內淨儲蓄量僅占國民收入的2.4%。美國的多邊商品貿易問題不可能僅通過中美雙邊就能解决。這些將帶來貿易逆轉，即把美國貿易赤字裏中國的部分轉移到其他國家。如果不解决國內儲蓄問題，第一階段協定恐怕會適得其反。因為從中國轉移的貿易將流向其他成本更高的生產國，這相當於向美國消費者徵稅。

美國戰畧需要什麼

美國針對華為的戰畧是漏洞百出。儘管華為算不上是完美角色，但還是被美國列為繼克格勃（譯注：曾被稱為世界四大情報機構之一）之後對美國國家安全最大的威脅。但這個結論主要是基於對少數幾起嚴重違規：思科案（2014年庭外和解）、T-mobile案（2017年）和伊朗-朝鮮制裁期間被指控違規（2018年）的意圖推斷的。華為囙此被列入可怕的“實體清單”，切斷了其與美國市場和供應商的聯系。

這種手段彰顯了與中國脫鉤的戰畧誤判。原本華為既是需求方，又是供應鏈上的重要節點，把華為列入黑名單無疑是讓這家公司脫離了美國的控制範圍，且進一步刺激中國努力實現自給自足。

現時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華為最新發佈的智能手機Mate 30就沒有使用美國的任何零部件。這些不爭的事實表明中國有能力走上自給自足的道路，而且比美國傳統精英所預想的更迅速。

對美國而言，這無疑意味著在對華關係上失去一項有力的抓手。

與華接觸而非對華脫鉤

其實對美國而言，製定對華政策有更優的方案。目標應當是與中國接觸從而鼓勵合作行為、懲罰不合作行為，而非對華脫鉤或遏制中國。如果朝這個方向，有三項長期可行的政策供選擇。
2017年1月美國正式宣佈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

第一，美國應該撤回2017年作出的退出《跨太平洋合作夥伴協定》（簡稱：TPP）這項泛亞多邊貿易協定的决定。這樣一來，原本被排除在外的中國更有動力加入TPP，而它就必須遵守該組織在勞工行為、環境補救、食品安全、知識產權和政府補貼等方面的嚴格規定。

第二，美國應當重啓與中國的雙邊投資協定談判。如果兩國均向彼此開放公平競爭的市場，雙方都將極大受益。重要的是，如果幫助美國跨國企業直接接觸到消費主導型中國的巨大增長潜力，這對推動美國增長也是巨大機遇。

第三，中美都應持續推進總體經濟調整，縮小它們之間的儲蓄差距，减少貿易不平衡。美國應加大儲蓄，而前提是要長期减少財政預算赤字。中國應减少儲蓄，用盈餘來注資社會保障體系，加强公民安全感，促進家庭自由消費。

是的，美國整個國家已經對中國失去耐心，很難指望它張開雙臂接受這樣的管道。但最終美國還是得在具有毀滅性且代價高昂的對抗，與艱難但具有建設性的接觸之間作出清楚的選擇。

中國更加明白，如果衝突繼續加深，危機將在哪裡出現。不幸的是，美國處在戰畧接觸光譜的另一端。

年終倒數計時，發獎金的季節到了，這是辛苦一年的回報，獎金厚度決定了過年笑容的角度，今年過年過得早，年終獎金可能在1月底以前就會落袋，了解自己的年終獎金，才好進行財務規畫，要拿來理財或是投資自己，也好有個譜。

發薪日一起領

2020年的過年算是比較早一點，1月23日開始放春節長假，年終獎金的發放通常會跟隨薪水一起，一般常見發餉日是每月5日、10日或是每月的最後一天；所以如果公司是5日或是10日發薪水，所以年終獎金很可能會在發薪日的時候，連同薪水一起發放。

放假前一天領

而如果月底發放薪水，不太可能等到過完年1月31日才拿到年終獎金，所以比較可能會在1月22日，也就是放假前一天，就會拿到。

通常年終獎金會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固定的，另一種是非固定的。前者是在勞工與雇主簽訂工作合約中有明載，例如年薪13個月或是14個月，這時候就會領到的是固定的一或兩個月全薪或是底薪的年終獎金。

跟著績效領

另一種非固定的則是依照公司有無盈餘搭配員工績效來發放，依照不同績效可能領到的年終獎金差距也可能很大，有的公司若績效不好可能只能領到半個月，表現好則可能領到二個月以上，這部分獎金落差很大，只有正式領到年終獎金的那一刻才會知道。

公司賺錢就該有

當然年終獎金也有可能是零，不過關於年終獎金，根據勞基法29條「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如有盈餘，除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外，對於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勞工，應給與獎金或分配紅利」。所以，只要公司有賺錢，對於沒有過失的勞工，應要發給年終獎金的。

過年前離職領得到？

為何會有年後離職潮？因為擔心年前走人會拿不到年終獎金，白忙了一整年，因此想換工作，也會等到年終獎金落袋之後再異動。到底過年前離職還領不領得到年終獎金？這可能要看工作合約而定；Money101表示，大多數的工作合約都會載明年終獎金發放的條件，例如發放年終獎金時必須在職，但也有公司的工作合約是簽訂年薪多少個月，如果在12月31日前離職，公司還是會按比例給予。

如果是「年中」才到職者，年終獎金該怎麼算呢？一般來說當年度新進人員服務未滿三個月，不發給年終獎金；若當年度到職服務超過三個月以上未滿一年者，年終獎金通常按實際服務月數依比例遞減發給，可能是按天數計算或是按月數占年度比例計算。

多以全薪計算

至於年終獎金是全薪還是底薪？要看各家公司而定，但是大多是以全薪計算，實際計算的方式與細節還要依照合約與公司的規範。

「台灣第一名模」林志玲與日本「放浪兄弟」成員AKIRA因為演出舞台劇《赤壁 〜愛〜》相識，2人的世紀婚禮已於上月完美落幕，而絕美婚紗照也在《VOGUE》12月封面中曝光，從拍攝過程中都能感受到夫妻倆洋溢著幸福的氛圍。而林志玲先前接受訪時就透露，婚後的轉變都以AKIRA為主，「幾乎他在哪，我就會飛去哪」，認為幸福是自己可以一手創造。

林志玲（右）與AKIRA的世紀婚禮上月完美落幕。（資料照，記者陳逸寬攝）

林志玲與AKIRA婚後感情甜蜜令人稱羨，她也親口揭開這陣子的婚姻生活，「我覺得理想的婚姻，是不理想的日子也可以一起共度，好的壞的都願意一起過。不管經歷了多久的時間，仍舊可以看見和記得彼此的好，可以互相珍惜，可以因為有了彼此而更加快樂。」林志玲認為與AKIRA因為愛情而結合，而愛情真正的考驗從生活開始，「不管怎麼樣，都要在一起」。

「結婚之後，幾乎他在哪，我就會飛去哪，我覺得當有心想要在一起，你的時間、工作等等的，其實都可以克服和安排。」林志玲羞說幸福真的是可以自己去創造的，談到自己和AKIRA，林志玲直說：「我和他之間相像的地方還蠻多的，都還蠻正面的，都很積極、很細膩、很有禮貌、很平和，都喜歡對他人好…，其實我現在講的時候，是在想著他說這些特質的，總之就是很神奇，有時候我們講話或者做某件事，會突然咦，怎麼這麼像，怎麼想法這麼像。」

民陣今日在港島區發起「國際人權日遊行」。（東網）

持續近半年的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示威風波及衝突近日有所降溫，民間人權陣線8日在港島區發起「國際人權日遊行」。據港媒「東網」指，警方日前已就活動發出不反對通知書，並在今早發聲明，呼籲參與人士遵守不反對通知書上列明的條件，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意見。

警方表示，留意到有人在網上煽動他人作出破壞社會秩序及暴力的行為。警方強烈譴責有關言論，並呼籲市民注意自身安全，一旦遇到任何混亂、違法或暴力事件，請立即離開現場，前往安全地方暫避；如有緊急情況，致電警方求助。

另外，警方日前透露，已跟主辦單位開會，對方承諾會派出200名糾察協助維持秩序，呼籲遊行人士聽從糾察及警員指示，強調如沒有人破壞社會安寧及沒有暴力事件發生，警方不會腰斬遊行集會，亦不會使用催淚彈及橡膠子彈等武器。

據了解，民陣是此次活動主辦發起方，在維園集會後出發遊行至中環遮打道，警方將在活動舉行期間在天后、銅鑼灣等一帶進行人群管制，並會在沿途分階段實施封路及改道安排。

La directora de la Oficina Española de Cambio Climático, Valvanera Ulargui, ha señalado que existen “ciertas reticencias” de algunos países en aumentar la ambición de la Cumbre del Clima de Madrid, cuyo objetivo más importante precisamente es estimular a los países para que revisen al alza sus planes nacionales para reducir los gases de efecto invernadero, que tendrán que ser presentados por primera vez en 2020.

“La valoración de esta Cumbre del Clima es positiva”, ha comentado Ulargui a los periodistas en un acto celebrado dentro de la COP25, “aunque es cierto que encontramos cierta resistencia en temas de calado más político, como es la ambición, que es lo que está pidiendo la ciencia y la calle“. Con el término “ambición”, la directora ha hecho referencia al aumento voluntario de esas promesas nacionales de limitar las emisiones de gases de efecto invernadero, principalmente CO2. Un compromiso adquirido en el Acuerdo de París suscrito en 2015.

“Tenemos que ser capaces en esta cumbre de dar respuesta a lo que la ciencia nos está diciendo: que estamos lejos de cumplir con el objetivo de París, ese 1,5 ºC”, ha proseguido, “y tenemos que ser capaces de responder también a los jóvenes, que han salido de forma masiva este año a la calle pidiéndonos que digamos la verdad, y que nos pongamos a trabajar y seamos conscientes de que tenemos que aumentar la ambición de nuestros compromisos”.

“Con esos ingredientes, esta cumbre tiene que hacer una llamada clara a la ambición, una llamada clara a que todos los países el año que viene presentemos nuestros compromisos mirando a la gente, mirando a la ciencia y poniendo encima de la mesa compromisos mucho mayores“, ha reitera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