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錢卻找不到長照機構的床位 前外銀董事長為愛離職
不論你的職位多高，都可能離職回家照顧家人。前花旗（台灣）商業銀行董事長管國霖2018年的新工作，就是全職照顧93歲的重度失能父親。從陪診動手術、反覆跑醫院、聘外籍看護、找長照機構，能試的都試了，他為何還是選擇離職照顧？
前花旗（台灣）商業銀行董事長管國霖拿起手機，螢幕上的數字，不是銀行的財務資訊，而是父親的心跳、血壓數據。
這是5年來，管國霖的日常。一離開家，他總心繫著臥床、93歲的年邁父親。
照顧父親的擔子，也讓年僅50歲、有「最年輕外銀董座」封號的管國霖，在2018年正式退休，離開他待了25年的花旗銀行。
消息一出，在金融圈拋下一顆震撼彈。
這時決定退休，如同高歌卻戛然而止，讓不少人為他感到惋惜。但離職照顧，是管國霖不得不的選擇，既有情感的羈絆，也有照顧的疲累。
「父母養我小，我養父母老，」管國霖很認同簡媜在《誰在銀閃閃的地方等你》書中的一段話，「我就剩下這些時間能陪他們，如何把（父親）這段最後的生命歷程做好，遠比工作更重要。」
為何選擇離職照顧？
小家庭出身的管國霖，和父母的感情好。自成大退休的父親，原本身體健朗，但5年前因肺炎住院後，漸漸失能、臥床，而照顧責任，落在母親身上。
管國霖捨不得母親在體力和壓力上的辛勞，決定挑起擔子。但他從沒想過，這條路會走得如此沉重。
「我想就是照顧，可是真正接下責任後，壓力跟艱辛的程度，遠超過想像，」他說，「那不是靜態的照顧，他的狀態是『與日俱下』的。」
這一年來，父親已無法開口說話，睡覺還會舌頭後倒，影響呼吸。管國霖每個夜晚，總睡在父親身旁，為的是一有動靜能立刻處理，「這絕對撐不下去，我自己就撐不下去，」他說，「但父親這個擔子，我現在不可能卸下，也沒有地方卸下。」
公事、家事兩頭燒，管國霖選擇離職照顧，台灣更有13萬人和他有同樣選擇，「這就不對了，社會失去生產力，」他說。
離職前，他曾找過這些資源
其實，管國霖不是沒想過，使用政府的長照資源，或將父親送到機構，接受專業照顧。但整個過程，讓他心灰意冷。「我們就靠自己力量，想辦法佈建資源，」他打遍電話、問遍親友，這是許多家屬遇到的難題。
長照的質和量，更遠遠不足。一開始，他用了居家照顧服務。他感謝照服員的辛勞，但政府核定一天約兩小時的服務，無法滿足重度失能、病況惡化的父親的需求；其他22小時的照顧重擔，仍落在家人肩上。
住台北市的他，還走訪住家附近的長照機構，卻找不到一張合適床位。
「每個人對照顧的期待不同，我希望我父親住單人房、生活不被打擾，也希望離家近，我母親和我能每天探視他，」他說，「政府強調要在地養老、照顧，但問題是，好的機構沒有床位。」
有錢卻找不到長照機構的床位
「我願意付出相對的價格，但我拿不到這樣的床位，」他說，「當要我犧牲品質、降低成本，讓父親住到這些地方，我覺得我對不起他。」
最後，他選擇將父親留在家裡照顧。如同有24萬個失能家庭選擇聘用外籍看護，但語言隔閡、專業照顧能力較不足，讓管國霖擔心；他費盡苦心，還另找了私人護理師，白天到家中照顧；晚上，管國霖自己顧。
但他知道，以兩個半人力照顧，非長久之計。財務上，他每月得花近10萬的人力費，一般家庭無法負擔。對整體社會來說，一對一照顧，在專業人力短缺的台灣，既無法創造效益，也無法磨練照顧人員的專業。
「資源一旦進到我家，就幫不了其他人，但如果進入有組織的機構，護理師發揮的效益更大，也能有學習、升遷機會，」他說。
反覆住院成為常態
長照和醫療的斷裂，更是他和許多家屬面臨的困境。受訪當天，管國霖的父親才剛出院，但反覆感染、住院已是日常。
「我們總要擔心，到醫院有沒有病房？」父親要舟車勞頓掛急診，但急診總塞滿病人；5年多來，他總共有250個夜晚，住在醫院陪父親。這些對失能家庭都是折磨。
如果能重來，管國霖仍會選擇自己照顧父親嗎？「如果有機構能達到我的標準，我會建議所有人，用專業照顧你的親人，」他說，「家人該做的是好好陪伴、探視，跟他講故事、聊聊天，帶歡愉的氣氛給他，而不是每天陷在照顧病人的壓力循環裡。」
長照產業化不是壞事
照顧父親多年的他，也頻頻為長照發聲，「我在解決父親的問題，也希望為產業和政府提供解方。」
例如，他期待法規鬆綁，也讓長照體系產業化成為可能，「社福長照和產業長照要並行。」政府該做好社福長照，保障較沒經濟基礎的家庭；有經濟能力的人則能多付點價格，有所選擇，也讓長照服務單位或機構有利潤、能留才，永續經營。
他盼望，這天能盡快到來，「不然現在我真的沒有辦法想像，30年後我要去哪裡？」他說，「我擔心的不是我沒錢，我擔心是沒人能照顧，這是台灣普遍的問題。」
2050年，高齡者將突破700萬人，勞動力將較現在減少588萬人。管國霖希望，面對高齡台灣，從政府到民間都得動起來，讓每個人都能安心變老。…（
